作者：張競文（蘭州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博士研究生）

　　一個展覽配套出版一本圖錄，這是很多家博物館司空見慣的做法，新意不多。然而將一個展覽創(chuàng)造性地轉化為一本既有學術高度又有文物賞析價值的歷史類教輔式讀物，并非易事，這需要策展人深厚的理論積淀和宏大的敘事能力。近期由浙江大學出版社出版的《西海長云：6—8世紀的絲綢之路青海道》就是這種轉化的經典之作，應該說此書極大地豐富和拓寬了同名展覽的外延，為中國博物館展陳體系建設作出了有益探索和成功實踐。

　　尤為可貴的是，此書不僅為廣大讀者解密了絲綢之路上一個非常重要但不為大眾所熟知的西北少數民族吐谷渾，而且將絲綢之路青海道的歷史地位首次以圖文互鑒的形式呈現給讀者，既是文物萃選又是史料集成。

　　2022年7月，中國絲綢博物館聯合國內多家文博機構舉辦了一場名為“西海長云：6—8世紀的絲綢之路青海道”的大型展覽。展覽重溫了吐谷渾國的歷史，并以近40年來海西地區(qū)吐谷渾—吐蕃相關考古發(fā)現為依據，通過一批具有極高學術價值和精美觀賞效果的文物，展示了6—8世紀（包括吐蕃時期）吐谷渾人的生活、文化和藝術史，揭示了青海道在溝通東西文化交流中的重大貢獻。

　　吐谷渾是我國古代西北民族之一。公元4世紀初，吐谷渾部從遼東慕容鮮卑分離出來，西遷至今內蒙古陰山。西晉永嘉末，又從陰山南下，經隴山，到今甘肅臨夏西北。不久，又向南、向西發(fā)展，統(tǒng)治了今甘南、四川西北和青海等地的氐、羌等族。

　　到吐谷渾孫葉延時，始建立政權，以祖父吐谷渾之名作姓氏，亦為國號和部族名。其最盛時的疆域東起今甘肅南部、四川西北，南抵今青海南部，西到今新疆若羌、且末，北隔祁連山與河西走廊相接，后期的政治中心在今青海湖西15里，名伏俟城。

　　吐谷渾政權從葉延時起，到公元663年為吐蕃所統(tǒng)治，前后共存在300多年。此后，吐谷渾人散居在今青海、甘肅的河西、新疆東部以及今寧夏、內蒙古、陜西北部、山西、河北北部等地。直至北宋以后，吐谷渾人的活動才不見于中國史籍的記載。

　　由于種種原因，吐谷渾的輝煌歷史以及它在絲綢之路上的重要性被淡化，直到都蘭熱水墓群血渭一號墓被正式發(fā)掘。這座墓葬是迄今青藏高原發(fā)現的結構最完整、布局最清晰的高等級墓葬，墓葬保存了大量精美遺物，部分遺物工藝與裝飾圖案帶有濃郁的西亞薩珊波斯和中亞粟特等民族風格。此墓之前曾遭盜掘，公安部門追繳回600余件精美文物，其中絕大部分是金銀器，而后經科學發(fā)掘，出土1207件（組）金銀器。有印章、容器、飾品、馬具、覆面、帶飾和棺飾等，品類繁多、內涵豐富、形制多樣、紋飾各異，有力地證明了絲綢之路青海道的重要作用，為研究文化交流及民族融合提供了新的、極具參考價值的資料，關鍵是出土印章確認了金銀器主人生前“阿柴王”吐谷渾的身份，為解讀唐與吐蕃、吐谷渾的關系提供了關鍵實物例證，是絲綢之路研究中必不可少的寶貴資料。

　　把絲綢之路青海道的故事好好講述，把青海道上的吐谷渾的面貌好好重現——于是，“西海長云”成為第一個重現吐谷渾歷史的大展。展覽還原了吐谷渾人的日常生活，重現了吐谷渾在中國民族發(fā)展歷史上的重要地位。從直觀的文物觀展到文本敘述，作為主編的趙豐有必要給讀者交代清楚時代背景，所以其前言《重現吐谷渾：一段絲綢之路青海道的往事》就從都蘭絲綢的初步整理、相關展示、海西文物的集中出現、青海大展的策展過程等方面作了詳細介紹。

　　從20世紀80年代中葉青海都蘭熱水一號大墓初步發(fā)掘有所成果開始，趙豐先生就一直關注都蘭出土文物，尤其是都蘭絲綢。正是他的執(zhí)著與專業(yè)素養(yǎng)，使由九家文博單位支持的展覽得以實現。同時，由于他的視域與影響力，在編輯書籍時能精準地組織到含金量極高的關于吐谷渾最新考古發(fā)現的研究論文，保證了全書的學術權威性。

　　全書分為三部分，論文在第一部分，收錄了榮新江、韓建華、仝濤、陳國科等六位專家的《出土文獻所見絲綢之路吐谷渾道》《天馬來儀自海西——都蘭熱水墓群考古40年》《青海吐蕃墓葬的選址布局和喪葬習俗新探》《甘肅武威唐代吐谷渾王族墓葬群的調查與發(fā)掘》《都蘭系統(tǒng)金銀器概說》《都蘭絲綢的品種、圖案與分期》等多篇文章。可以說這些論文的作者本身就是領域內最權威的專家，他們大多數是長年在一線田野工作的考古學家。正是他們的考古發(fā)掘和科學研究，使得吐谷渾的歷史原貌日漸清晰起來，大量精美文物的出土讓絲綢之路青海道的繁盛與多元更加具象，也廓清了絲綢之路河南道、吐谷渾道、青海道之間的關系。同時，這幾篇文章又是第二部分圖錄中代表性文物的研究成果體現，讀者從中可以看到吐谷渾控制青海地區(qū)時與中原文化、粟特、波斯文化及印度佛教文化等絲路沿線多元文化的交流與融合，再現了絲路文明影響下多民族一體化的進程。

　　此書的價值還在于通過出土文物首次系統(tǒng)地梳理出吐谷渾的歷史，以及青海道在東西方文化交流中的作用。這些都體現在第二部分圖錄中。“雄踞海西”“錦衣肉食”“孔道遺珍”“考古紀實”“如畫如生”和結語“青海道的意義”全部由191件（組）文物支撐，特別是絲綢和金銀器更為突出。圖錄中的一件騎射形金飾片格外獨特。飾片整體輕薄，飾面人物形象威武，策馬飛奔，滿弓拉弦，頭戴山形冠飾，兩條辮子垂于腦后，八字須，大耳墜，著窄袖對襟翻領聯珠紋的服飾，與該時期突厥、波斯、柔然、鮮卑等人物裝飾差異較大。筆者認為，這塊金牌飾面為一名戴皇冠的嚈噠王子，單邊耳環(huán)，蝌蚪須，人物造型與日本美秀美術館藏北朝入華粟特人石棺床上的嚈噠王子造型有深度呼應。這一騎射形金飾片是目前都蘭唯一以金飾牌材質出現的嚈噠形象，就當時的禮儀制度分析，應是吐谷渾王族人物身上的裝飾，或為嚈噠與吐谷渾外交互換的贈品或國禮，是國家級別的重要飾牌，表達了吐谷渾王朝與中亞當時比較強盛的嚈噠帝國有外交上的交往，為研究吐谷渾時期嚈噠的相關歷史、遷徙路線及發(fā)展流向提供了重要依據。

　　這本由同名展覽而編輯出版的《西海長云》既給博物館人以啟發(fā)，又為學術界奉獻了一部關于絲綢之路青海道和吐谷渾民族的研究文集，書中對文物的賞析解讀有助于我們深入了解絲綢之路上多元文明的精彩紛呈。

　　《光明日報》（2023年10月26日 11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