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首都北京正北方約600公里的錫林浩特市是內蒙古錫林郭勒盟盟府所在地。在市區(qū)北側額爾敦敖包山下，有一處一字排開的寺廟建筑群，其形制規(guī)范，氣勢莊嚴，給這個普通的現(xiàn)代小城平添了一份時空交錯的特殊氣質。這里，就是乾隆皇帝親筆御賜的“崇善寺”，民間俗稱貝子廟。

錫林浩特貝子廟 攝影：趙釗

貝子廟始建于清代乾隆八年(公元1743年)，乾隆皇帝親筆御賜漢名“崇善寺”，是一所藏傳佛教寺廟。廟宇建筑群中為朝克沁殿，兩側分別為卻日殿、拉撲楞殿、滿巴殿和珠都巴殿，四周原本還有十幾座小殿和眾多僧人住宅，因年代久遠大部分只剩下歷史遺跡。如今，人們可以參觀和朝拜的主要是朝克沁殿。朝克沁殿是行使貝子廟行政教務大權的主殿，也是寺廟大型法事活動舉辦的地方。

貝子廟朝克沁大殿前殿 攝影：趙釗

朝克沁殿呈中軸對稱的格局，中軸布列前后兩座大殿，兩側是六座廂殿。前大殿中央設有活佛法座，并供奉阿底俠尊者和宗喀巴大師等佛像，四壁繪有形式各異的佛像壁畫。后大殿為彌勒佛殿，殿內供奉彌勒佛像。目前后大殿正在修葺，不日將對公眾開放。

隨著時間的流逝，貝子廟建筑已褪去了最初的昌盛與光鮮，斑駁的窗欞和仿佛亙古不變的佛鐘聲，卻見證了歷史上藏傳佛教作為一種社會文化體系，在政權更迭及社會發(fā)展的推進下，向內蒙古地區(qū)傳播的進程。

貝子廟大殿斑駁的窗格。攝影：趙釗

藏傳佛教作為中國佛教的三大系統(tǒng)之一，在西藏、內蒙古、四川、云南、甘肅、青海等地具有廣泛的影響。

公元8世紀中葉，藏傳佛教在吐蕃赤松德贊贊普時期逐漸形成并得到了發(fā)展，為元朝時向內地的傳播奠定了思想基礎。

在成吉思汗時期，即有藏傳佛教不同教派的一些僧人通過西夏地區(qū)零星進入蒙古汗國活動，有的還直接與成吉思汗的家族建立了聯(lián)系，成為蒙古王室接受藏傳佛教的開端。

隨著勢力的不斷擴張，蒙古汗國開始有計劃地經營藏族地區(qū)，給藏傳佛教向蒙古地區(qū)傳播提供了契機。成吉思汗第三子窩闊臺汗在位時期，派皇子闊端管理西藏。1247年，闊端在涼州（今甘肅武威）會見了藏傳佛教薩迦派首領薩迦班智達，就對西藏歸附蒙古汗國達成重大協(xié)議，這就是著名的“涼州會盟”。與此同時，闊端自己也逐漸接受了藏傳佛教，并在涼州為薩迦班智達修建了一座寺廟—幻化寺，作為駐錫地。

藏傳佛教在蒙古王室的影響一直在延續(xù)。忽必烈稱汗前，他就與一些西藏宗教領袖交往頗多，并在1253年，接受了薩迦派第五代師祖八思巴傳授的法脈灌頂，明確了宗教上的師徒關系。八思巴后來還被封為國師，掌管全國的佛教事務和藏族地區(qū)的行政事務，藏傳佛教的流傳區(qū)域范圍進一步擴大。

元世祖忽必烈與大元帝師八思巴像 來源：中國網

明朝皇帝大多也信奉藏傳佛教，并冊封了藏傳佛教的大寶法王、大慈法王、大乘法王、大智法王和闡化王等，還把他們請到京城舉行法會，為他們修建官邸。

到了17世紀，明末清初，中國的政治舞臺形成了明朝、蒙古和后金三足鼎立的局面。其中，蒙古諸部成為明和后金爭取的力量。當時，努爾哈赤和他的繼任者對蒙古諸部采取了軍事打擊、政治聯(lián)姻政策。與此同時，大力支持藏傳佛教在蒙古地區(qū)傳播發(fā)展，修建了大量的廟宇，貝子廟就在這樣的歷史條件下建成。

內蒙古佛教最興盛時期，是在康熙、雍正、乾隆、嘉慶年間。當時，內蒙古的寺廟和僧侶人數(shù)發(fā)展到了最高峰，寺廟約有1800多座，僧侶人數(shù)達到了約15萬人。

貝子廟喇嘛在貝子廟切日殿前答辯 （翻拍自錫林郭勒盟博物館）攝影：趙釗

據(jù)記載，貝子廟鼎盛時期，常駐喇嘛保持在千名以上，在清末明初曾達到1200名。隨著滿清的覆滅，貝子廟逐漸衰敗下來。

到了解放戰(zhàn)爭時期，烏蘭夫同志及內蒙古自治運動聯(lián)合會曾在貝子廟地區(qū)組織和領導內蒙古的自治運動，為內蒙古自治區(qū)和新中國誕生做出了重要貢獻。當時的貝子廟是錫盟政府所在地，是成為內蒙古革命斗爭的重要根據(jù)地。新中國成立后，以貝子廟為延伸發(fā)展起來了一個新城市——錫林浩特市。

貝子廟俯瞰錫林浩特市 攝影：趙釗

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貝子廟作為重點建筑被保護起來。2006年5月，貝子廟作為清代古建筑，被國務院批準列入第六批中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單。（中國西藏網 綜合/趙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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