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羅振亞（南開大學文學院教授）

　　今年是穆旦誕辰105周年。在新詩的版圖上，他曾經是寂寞的，而后又熱度超常。他詩歌的命運轉折，也暗合了文學史的運動規(guī)律。歷史是公平的，它對優(yōu)秀詩人可能遮蔽一時，卻不會永久埋沒。穆旦詩歌個性化品位高，而且對當下詩壇充滿著啟迪。

　　　提倡有難度的寫作

　　20世紀的詩歌語言大致走了兩條路徑。一是注意發(fā)掘語言潛能，突破用詞、語法和修辭規(guī)范，擴大語言張力，使熟悉的語言給人以陌生的感覺。穆旦就是在這條路線上創(chuàng)造了一種有難度的詩歌。他的詩充滿暗喻、象征的語言，一般讀者接受起來有些障礙，或者說它在知識分子讀者那里遠比在一般讀者那里影響更大。二是返璞歸真，詩人們努力克服修飾性，還語言以純凈的本色，平樸、干脆，單純、雋永，但這是復雜到簡單的單純，濃艷至極的平淡。

　　應該說，兩條路徑各有千秋。但在如今詩壇，寫詩猶如說話、口水四溢，特別是網絡介入后，“口語加上回車鍵”助長隨意和散漫。在這個時候，第二條路徑的缺陷異常明顯。日?；?、世俗化的題材，使當下的詩歌不時會蹈向平庸、膚淺的自動書寫；敘述性的強化，偶爾會滑入蕪雜、啰唆的泥淖，損害詩的純凈；語言過度直白，難免會遭受一些非詩因子的侵襲。在這種口語化背景下，我覺得應該提倡穆旦式有難度的寫作。

　　穆旦在詩中不消弭自我，不逃避個性，盡量凸顯抒情主體，讓“我”以第一人稱方式出現(xiàn)。他的那種哈姆雷特式的自我審問意識，那種自我搏斗和否定的殘酷，在新詩史上極其少見。穆旦詩中的“我”并不穩(wěn)定、統(tǒng)一，敘述主體一會是“我”，一會是“他”，一會是“你”，或者“我們”“他們”，變化不定，可究其實都是“我”的變體。“我”以不同的形態(tài)和方式出現(xiàn)。這種人稱的不斷轉移，在代指自我情感的同時，也增加了文本不易把握的可能性。

　　穆旦的詩歌表明詩之美介于直白與晦澀、可解與不可解之間，有時候越難解讀越顯得迷人。古代詩歌需要元稹、白居易，也需要溫庭筠、李商隱。當下詩壇就需要穆旦這樣的詩人。如果每個詩人在自然、親切說話的同時，能做到姿態(tài)硬朗，注重寫作難度，那當下的詩歌就有希望了。

　　強化智性的寫作

　　如今很多詩人秉持詩乃情緒的感性顯現(xiàn)的觀念，把詩作為抒情器物，較少受到理性對詩歌規(guī)律性認識的控制，只能產生情思的隨意漫游、情思放縱、意蘊淺白。這在抒情維度發(fā)達的中國詩壇并不奇怪，但越是這樣越需要穆旦的創(chuàng)作經驗來警醒。不錯，詩乃主情的藝術，尚情是中國詩的一大特色。只是隨著人類知覺能力的強化，世界上有太多的抽象精神命題需要回答。詩為情感抒發(fā)、生活反映、感覺狀寫的這種認識必然受到挑戰(zhàn)，因為詩的提高應該是情緒與思想的共同豐富、智慧與具象的相應延伸。

　　穆旦詩中有情緒的舞蹈、事物的寫真，但總體上很少，而且多把情緒、事物沉淀為背景，揭示某種思想和經驗，傳達對世界與人生的看法，包含著特有的理性與“思”之內涵。他的詩歌本體已經不單純是情緒，也不單純是生活，而轉換成一種提純與升華了的經驗，一種心靈與外物對話的感性哲學。如《詩八首》是以現(xiàn)代意識審視愛情本質的思考，是經過無數(shù)次感情、感覺、思想的豐富體驗而提煉出的經驗。對愛的瞬間體驗和生死的終極思考，生發(fā)出一種形而上的辯證意識。再如《春》在詩人的生命體驗中展開季節(jié)思考，有青春熾熱的生命欲望表現(xiàn)，更讓人領悟春天到了，生命“等待著新的組合”的理性啟悟。

　　穆旦豐富的人生閱歷與知識分子的思考底色相互交融，加上超然物外、有“距離”的審美觀照，使“思”這樣的詩歌異質性因素大面積介入，看似自然，實則幽深，雖然可能個別“尚情”的讀者不一定習慣和適應，其“思”的趣味、高度與深度也并不是那么好把握，但它在提高新詩審美思維層次、增強詩歌情感鈣質的同時，讓詩歌有“骨頭”，也對詩歌僅僅是情感抒發(fā)或生活表現(xiàn)的傳統(tǒng)詩歌本體觀念內涵構成某種必要的補充。

　　重視詩性環(huán)節(jié)的轉換

　　穆旦有對歷史、人生、生死等永恒命題的抽象思考，但更關注現(xiàn)實的“及物”寫作，有“深刻的當代性”。當下的不少詩人，注意在日常生活的海洋中打撈詩的“珠貝”，從細微事物中發(fā)掘生命情思，但過于強調自我，崇尚個人情感的咀嚼，沒有接通自我和社會、時代的聯(lián)系，沉溺于飲食男女、吃喝拉撒、鍋碗瓢盆、風花雪月等雞零狗碎的世俗吟唱，將個人化降格為私人化，詩魂被淹沒在日常生活的海洋，“日?！庇辛耍瑢徝绤s喪失了。

　　而穆旦的日常性進入了成功之境，他執(zhí)著于“此岸”關懷，置身于特定的文化語境中，其視線與體驗無法從現(xiàn)實領域移開，但總能使自我探索上升為群體意識的詩意閃爍。秘訣是以內視點“我”切入，把握外部世界，對題材施行貼近而又超越的處理，注意控制感情與生活因子直接入詩。他把生活與情思只作為詩的因子，使它們深深潛入并消融于內心，同時跳出內心，甚至連同生活一起把情思作為客體進行觀照，加入主體的思考，最后使之升華為一種藝術處理后的經驗而呈現(xiàn)出來。如此感知視角使他能溝通現(xiàn)實與心靈，傳遞現(xiàn)實在心靈中的投影與回聲，或由現(xiàn)實觸發(fā)的感受和體驗。瑣屑凡庸的“此岸”日常生活的撫摸，并未被世俗的塵埃蒙蔽，而是憑借出色的直覺，在俗的題材中發(fā)掘出雅的境界，在小的題材中發(fā)掘出大的思想。在這方面，穆旦對詩性轉換環(huán)節(jié)的重視值得當代詩人借鑒。

　　另外，穆旦超功利的人生與創(chuàng)作態(tài)度也值得參悟。典型的中國文人是講節(jié)操和人格建設的，即普遍尋求人格的超越建構。當下有些詩人或太功利，或太實際，根本坐不住冷板凳。這是無法和穆旦相比的。他是一位存在型的真詩人，將詩歌視為生命與生活的棲居方式，擺脫了功利的糾纏，純粹而超拔。從穆旦身上，當下詩人們可否獲得一些啟示呢？首先是人要“活”起來，然后詩才能活起來。

　　《光明日報》（2023年10月25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