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劉成富（浙江越秀外國語學院教授）

　　一百多年來，非洲法語文學以其虛構的方式重構了殖民歷史，對殖民時代和后殖民時代的社會不公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其特有的認知能力引起了人們的廣泛關注。為了表現非洲人的不幸命運，非洲黑人作家們希望寫出一種具有“非洲范式”的故事，其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表現黑人特有的審美取向，同時還有所創(chuàng)新，否則就稱不上真正意義上的非洲文學。因此，研究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法語文學特別是口頭文學的屬性，需要用一種特別的方式。當然，從“黑人特質”的視域來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1.主體意識的覺醒

　　1921年，加勒比地區(qū)的黑人作家勒內·馬朗（1887—1960）獲得法國龔古爾文學獎，從此非洲法語文學正式進入了更多讀者的視野。馬朗生于南美洲的法屬圭亞那，并不算土生土長的非洲人。年少時，馬朗在法國西南城市波爾多接受法式教育，但常常有機會去父親工作的非洲旅行。長大后，他在法屬赤道非洲謀取了一個殖民地行政長官的職位。他的代表作《巴圖阿拉：真正的黑人小說》（1921）獲得了法國龔古爾文學獎。小說的主人公是一位情感經歷豐富、擁有神奇的力量、戰(zhàn)功顯赫的黑人酋長巴圖阿拉。通過對該人物的刻畫，作者為我們展現了法國殖民統(tǒng)治下非洲黑人的不幸遭遇，揭露了法國殖民者的惡行，尤其是彼時法蘭西所謂的“先進文化”對黑人世界所產生的巨大傷害。

　　法國作家皮埃爾·洛蒂（1850—1923）早先曾寫過一部有關非洲風情的小說，但是，真正把黑人作為小說主要人物來加以塑造的并不是洛蒂，馬朗才是非洲法語文學當之無愧的鼻祖。在《巴圖阿拉：真正的黑人小說》這部小說中，所有的人物都是黑人，而且非洲元素十分豐富。馬朗采用了一種并不屬于本民族的語言，而且嘗試了他以前并不那么擅長的小說創(chuàng)作。值得注意的是，馬朗并沒有放棄非洲的文化傳統(tǒng)，仍然保留了民族特有的表達形式。在當時，小說的字里行間都流露出了具有獨立意識的非洲精神，很快就遭到了法國當局的封殺。

　　不難看出，在反殖民主義斗爭中成長起來的民族覺醒意識成了非洲法語文學創(chuàng)作的重要源泉。在塞內加爾國父、詩人列奧波德·桑戈爾（1906-2001）看來，馬朗是“黑人特質運動”（又譯作“黑人性”“黑人精神”等）的先驅，因為他的文學創(chuàng)作引發(fā)了讀者對非洲傳統(tǒng)文化價值的重新認識。也許，正是因為馬朗有著法國和非洲的雙重身份，法國才將龔古爾獎頒給了他。這不僅能夠顯示法國的“包容”，又能夠在一定程度上撫慰殖民地人民的反抗情緒。存在主義作家薩特曾一針見血地指出，在法國殖民統(tǒng)治者的眼里，這類具有抗爭性的文學創(chuàng)作不過是殖民教化過程中一些無足輕重的牢騷罷了，一個獎項并不能動搖法蘭西帝國在非洲的根本地位。

　　過去，在許多法國作家的筆下，有關非洲題材的作品側重描繪的是秀麗的風光、野蠻無知的土著人以及神秘愚昧的社會習俗，字里行間流露的是歐洲文化以及白人種族的優(yōu)越性。20世紀30～40年代，桑戈爾等一批年輕學者勇敢地站了出來，通過文學創(chuàng)作來喚醒廣大黑人民眾。在他們的筆下，非洲不再是眼前現實的非洲，而更像是一個令人神往的美好世界。他們扛起反殖民主義大旗，發(fā)出了那個時代的最強音。一直處于失語狀態(tài)的非洲法語文學逐漸成了世界文學的一部分。

　　就非洲法語文學而言，“黑人特質”是一個頗具爭議且無法繞開的重要話題。在《黑人精神：非洲文學的倫理》一文中，我國學者聶珍釗教授曾經指出，黑人精神是非洲詩人從事詩歌創(chuàng)作倫理價值的內核。桑戈爾將黑人的情緒與希臘人的理性進行對比，在竭力頌揚非洲悠久歷史和燦爛文化的同時，深入闡釋了對“黑人特質”內涵的理解和認識。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結束后，桑戈爾出版了詩歌選集《黑人和馬達加斯加法語新詩選》。薩特為這部詩集寫了序，在序言中，他把黑人詩人形象地比喻為“黑人俄耳甫斯”。這個比喻可以被視為薩特對殖民主義情景中“黑人特質”的最本質的回答。有了這個序，“黑人特質”（主要在詩歌中）的定義經過不斷界定，得到了廣大讀者的廣泛認可。

　　2.記憶成為永恒

　　非洲法語文學成了一種特色鮮明的特殊的文學類別。原始宗教、神話故事、巫術和祭典禮儀常常把讀者帶進一個神秘的世界。在第一代黑人小說家的筆下，格言、警句、歌曲、名言、箴言比比皆是，舉不勝舉。非洲法語文學具有豐富多彩的藝術形式，鼓聲和歌舞聲營造著一種特殊的氛圍，為非洲法語文學平添了一種活力四射的動態(tài)形象。盡管黑人的文化傳統(tǒng)及其內在的精神屬于基本的歷史事實，但是毋庸置疑，其特點和表征是在文學創(chuàng)作的過程中被加工和提煉出來的。在黑人小說家的心目中，如果說歐洲人是“理性的”，那么非洲人便是“感性的”；如果說歐洲是一個充滿剝削和壓迫的工業(yè)社會，那么非洲就是一個充滿和諧和幸福、天人合一的人間天堂。他們認為只有認識到這一點，黑人同胞才能在世界文化中找到自己的位置，才能在不同于白人的價值理念中找到自信和尊嚴。幾內亞作家卡馬拉·萊伊（1928-1980）就是其中一個極具代表性的人物。小說《黑孩子》的故事發(fā)生于1933~1948年，那時幾內亞還沒有獨立。作者為我們描繪了巴巴一家的日常生活，尤其是父親的神奇煉金術和母親神秘的通靈術。萊伊是個講故事的能手，在他的筆下，小說中的場面無不生動有趣。

　　通常，文學虛構必須與社會現實保持一定的距離。但是，通過對歷史的重構，文學能夠喚醒人們的記憶，通過紛繁復雜的愛與恨能夠讓記憶更加刻骨銘心。塞內加爾作家穆罕默德·姆布加爾·薩爾告訴我們：“文學無法改變世界，但文學可以挑戰(zhàn)真實，將真實化為美”。毛里求斯法語作家達維娜·伊托就是這樣一位作家。他的小說《苦難》（2020）為我們生動描繪了毛里求斯民族獨立后仍處于殖民陰影下的鄉(xiāng)村生活。主人公是個沉默寡言的棄兒，他唯一能說的一個詞語就是“苦難”。后來，有個名叫阿爾瓊的小伙子心生悲憫，收留了他。他們倆相依為命，音樂成了他們之間的一種奇特的交流方式。伊托曾在法國生活十多年，回到毛里求斯后開始文學創(chuàng)作。故事的發(fā)生地就是他的故鄉(xiāng)，但是，這部小說所表達的思想遠遠超出了他生活的那個小城，飽含著對祖國毛里求斯深情的愛。

　　2003年，塞內加爾女作家法圖·迪奧梅憑借第一部長篇自傳體小說《大西洋的肚子》進入了讀者的視野。這部小說后來被譯成英語、德語、西班牙語。2006~2019年間，她又陸續(xù)出版了《凱塔拉》《我們未完成的生活》等作品。相對于斬獲各類國際大獎的非洲作家，迪奧梅的名字在我國相對陌生。但是，作為新銳作家，迪奧梅是我們了解非洲法語文學不可忽視的存在。2021年，她出版了一部長篇小說《桑戈馬爾守夜者》。這部小說在繼承非洲文學傳統(tǒng)的同時，重點描繪了非洲女性的生存狀況。作者以2002年“喬拉號”沉船事故為背景，講述了主人公庫姆巴在喪夫之后，通過寫作來重建個人生活的經歷?！氨╋L雨摧毀了她的一切，而她把風暴關進了日記本里。”這是《桑戈馬爾守夜者》中一句令人記憶深刻的話，也是這部小說的靈魂。

　　3.戲仿民間傳說

　　與馬朗、萊伊、伊托、迪奧梅等作家一樣，喀麥隆作家阿蘭·馬邦庫也是個說故事的能手。1966年，馬邦庫生于剛果（布）黑角市，擁有法國和剛果（布）雙重國籍，現定居于美國加利福尼亞。毫不夸張地說，馬邦庫是法語世界最知名、最成功的作家之一，也是法國最負盛名的非裔作家之一。其代表作有《打碎的杯子》《豪豬回憶錄》《明天，我二十歲》《黑角之光》等。馬邦庫22歲時曾在法國求學，1998年發(fā)表小說處女作《藍-白-紅》并一舉獲得當年的“黑非洲文學大獎”。他的作品多次榮獲法語文學界的重要獎項，并被譯為英、西、葡、意、韓等多國文字。2012年，他的作品被授予法蘭西學院亨利·加爾文學獎，也曾入圍2015年布克國際獎終選名單。2021年11月，他榮獲英國皇家文學學會國際作家終身榮譽獎，2022年擔任布克獎的評委。

　　在《豪豬回憶錄》這部小說中，敘事者是一只非洲豪豬，但這不是一頭平平無奇的野獸。白天它在叢林里與同伴們撒歡，晚上暴露出來另一個身份，成為黑人小男孩奇邦迪的附體。表面上看，這是一只豪豬的故事，但讀者很快就會發(fā)現，馬邦庫實際想要表現的是非洲的社會現實。在這個故事里，馬邦庫讓動物成了敘事的主體，并且具有了人一樣的性格特征。動物附體的故事設定源于非洲民間傳說，“講故事”的形式也來自非洲口頭文學的傳統(tǒng)。因此，這部具有泛靈論氣息的小說充滿了濃郁的非洲本土文學色彩。在這個人與動物共存的世界里，動物成了體察世界的主體，而愚蠢自大的人類則成了動物調侃的對象。

　　成為附體之后，那頭勇敢快活的豪豬離開了自己的伙伴，盡管有時它并非心甘情愿，但是，它不得不聽從主人的吩咐，用身上的刺去傷害他人。整部小說都是豪豬以獨白的口吻向猴面包樹傾訴心聲，講述自己的不幸命運是如何與一個男孩聯(lián)系在一起的。由于成了“邪惡附體”，豪豬不僅能聽懂人話，而且有了人一樣的閱讀能力，因而在講述痛苦經歷的同時，也抒發(fā)了一連串對人類及其文明的長篇大論。這為整部小說增添了一種令人捧腹大笑的喜劇效果。在非洲的生態(tài)系統(tǒng)日益遭遇荼毒的今天，將人與動物進行倒置，無疑具有一種警世的味道。正如豪豬所說：“人類并不是唯一能思考的動物。”在這部小說中，馬邦庫借助于傳統(tǒng)的非洲民間傳說并進行戲仿，讓讀者領略了獨特的諷刺藝術和文學想象。

　　4.話語權與文化身份

　　相對說來，非洲法語文學在我國讀者中較為陌生。一方面，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沒有文字記載的傳統(tǒng)，早期的文學主要是口口相傳的英雄史詩。例如，古馬里史詩《松迪亞塔》、索寧凱族史詩《蓋西姆瑞的琴詩》以及剛果伊昂加族史詩《姆溫都史詩》。直至20世紀中后期，這些作品才被整理出來正式出版，并譯成多國文字在世界各地傳播。作為民族文化的符號，這些作品終于讓人們領略到了非洲法語區(qū)各民族獨特的精神氣質。另一方面，在很長的一段時期里，世界文學史的話語權一直被西方人操控，似乎非洲人在文學創(chuàng)作上有先天的缺陷，根本不能與西方作家平起平坐。從這個意義上說，歐洲大陸與非洲大陸之間阻隔的不僅僅是地中海，歐洲文明與非洲文明之間還阻隔著一道肉眼看不見的、無法逾越的思想鴻溝。在這條鴻溝中，殖民主義猶如一個可怕的幽靈，給非洲人民造成了嚴重的傷害，創(chuàng)傷至今仍無法愈合。

　　非洲法語作家早就意識到自己身上的責任，他們試圖終結文學創(chuàng)作上的附庸地位，而且堅信這個愿望將來有一天最終能夠實現。他們希望把本民族的歷史牢牢地掌握在自己的手里，他們的創(chuàng)作引發(fā)了有關“文化身份”“去殖民”“文化多元”“后殖民主義”等諸多話題。因此，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非洲法語文學的興起也是一件意料之中的事，第三世界的文學開始步入世界舞臺的中央。在推動世界文明的進程中，黑人知識分子有了更多的話語權，用“黑人特質”等令人耳目一新的思想消解了種族主義和殖民主義的荒謬論調，為紛繁復雜的后殖民時代提供了一盞又一盞明燈。盡管作家們的創(chuàng)作傾向有所不同，但是，他們?yōu)橹畩^斗的大方向是一致的。法國文藝理論家德勒茲所說的“少數文學”早已不再是邊緣文學。

　　5.不容小覷的加勒比作家

　　值得一提的是，就非洲法語文學而言，加勒比法語文學舉足輕重，因為那里的人絕大部分是非洲人的后裔。著名的作家有塞澤爾（1913-2008）、法農（1925-1961)、格里桑（1928-2011）、孔戴（1937-）等。其中，塞澤爾堪稱最為杰出的代表。20世紀30年代，他在巴黎與志同道合的同學和朋友一道發(fā)起了“黑人特質”運動，從此走上文學之路。他用充滿非洲意向的法語語言，表達了強烈的叛逆精神。塞澤爾一生創(chuàng)作頗豐，其代表作是長篇散文詩《還鄉(xiāng)筆記》。應該說，他的所有創(chuàng)作似乎都立足于他的民族情懷以及“黑人特質”思想。毫不夸張地說，黑人之美、黑色之美都成了他謳歌的對象。從20世紀50年代起，塞澤爾開始創(chuàng)作戲劇。通過改寫莎翁的《暴風雨》，通過顛覆劇作中心人物的主仆關系，塞澤爾以大眾化的戲劇藝術形式生動地表達了后殖民主義思想。

　　作為塞澤爾思想的繼承人，格里桑善于把“文化身份”的思考融入小說的故事。格里桑不僅是個偉大的小說家，而且是個舉世矚目的思想家。從加勒比社會現實出發(fā)，格里桑提出了一種基于語言和文化關聯(lián)的世界觀。在格里桑的眼里，文化與語言之間永恒的、相互滲透性的運動推動著文化全球化進程。這種全球化能將遙遠的、異質的文化聯(lián)系在一起，能產生超乎人們想象的效果。格里桑的哲學思想是塞澤爾“黑人特質”思想的繼承與發(fā)展，他以更為開放的心態(tài)審視了不同文化的雜糅性及其本質。在格里桑的心目中，“克里奧爾化”并不是加勒比海特有的語言和文化現象，而是整個世界發(fā)展的必然趨勢。但是，格里桑的“多元世界”強調的不是文化的清一色，而是社會歷史背景下的文化差異和包容，尤其是當今邊緣文化的前途和命運。他先后提出的一些新概念、新術語并沒有明確的界限，而是相輔相成，以各自的思想火花照亮了我們這個紛繁復雜的世界。

　　21世紀以來，非洲法語文學的出版、翻譯與傳播在世界文學中占據越來越重要的地位。過去無人問津的非洲法語文學成功地走出撒哈拉大沙漠，成了世界文學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其中，馬朗、桑戈爾、塞澤爾、萊伊、伊托、迪奧梅、馬邦庫等一大批黑人作家逐漸進入我國學者的研究視野。從他們的作品中，我們能夠深切地感受到，非洲知識分子在解構西方中心主義、去殖民化過程中的責任與歷史擔當。涵蓋主體意識、民族意識、文化身份的“黑人特質”是我們了解和把握非洲法語文學的一把不可或缺的鑰匙。

　　《光明日報》（2024年03月14日 1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