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少君

　　主體性概念是一個現(xiàn)代概念，自康德強調(diào)之后，成為西方啟蒙主義的一個重要話題?？档抡J為人因具理性而成為主體，理性和自由是現(xiàn)代兩大基本價值，人之自由能動性越來越被推崇，人越來越強調(diào)個人的獨特價值。根據(jù)主體性觀點，人應(yīng)該按自己的意愿設(shè)計自己的獨特生活，規(guī)劃自己的人生，決定自己的未來，自我發(fā)現(xiàn)，自我尋找，自我實現(xiàn)，這才是人生的意義。在詩歌中，這一理念具體化為強調(diào)個人性，強調(diào)藝術(shù)的獨特性。詩人布羅茨基的觀點頗具代表性，他說：“如果藝術(shù)能教給一個人什么東西(首先是教給一位藝術(shù)家)，那便是人之存在的孤獨性。作為一種最古老，也最簡單的個人方式，藝術(shù)會自主或不自主地在人身上激起他的獨特性、個性、獨處性等感覺，使他由一個社會動物變?yōu)橐粋€個體?！钡珮O端個人化和高度自我化，最終導(dǎo)致的是人的原子化、人性的極度冷漠和世界的“碎片化”“荒漠化”。

　　中國文化對此有不同理解和看法。在中國古典詩學(xué)中，詩歌被認為是一種心學(xué)?！抖Y記》說：“人者，天地之心也?！倍斡癫谩墩f文解字注》對此解釋：“禽獸草木皆天地所生，而不得為天地之心，唯人為天地之心，故天地之生此為極貴。天地之心謂之人，能與天地合德”。現(xiàn)代哲學(xué)家馮友蘭先生認為：人是有覺悟的動物，人有靈覺。因為這個原因，人乃天地之心，人為萬物之靈。人因為有“心”，從而有了自由能動性，成為了一個主體，可以認識天地萬物、理解世界。以心學(xué)的觀點，詩歌源于心靈的覺醒，由己及人，由己及物，認識天地萬物。個人通過修身養(yǎng)性不斷升華，最終自我超越達到更高的境界。

　　詩歌的起源本身就有公共性和群體性。中國古代詩人喜歡詩歌唱和雅集。這是因為，詩歌本身就有交往功能、溝通功能和公共功能，可以起到問候、安慰、分享的作用。古人寫詩，特別喜歡寫贈給某某，這樣的詩歌里暗含著閱讀的對象，也因此，這樣的詩歌就不可能是完全自我的，是必然包含著他者與公共性的。中國詩歌有個“知音”傳統(tǒng)，說的就是即使只有極少數(shù)讀者，詩歌也從來不是純粹個人的事情，詩歌永遠是尋求理解分享的。

　　詩歌是一種心學(xué)的觀點，要從理解什么是“心”開始。心，在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是指感受和思想的器官。心，在中國文化中是一個整體性概念，既不是簡單地指心臟，也不是簡單地指大腦，而是感受和思想器官的樞紐，能調(diào)動所有的器官。我們所有的感受都是由心來調(diào)動，視覺、味覺、嗅覺、觸覺等所有感覺，都由心來指揮。

　　以心傳心，人與人之間的心靈是可以感應(yīng)、溝通的。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詩歌應(yīng)該以情感動人，人們對詩歌的最高評價就是能打動人、感動人，說的就是這個道理。錢穆先生認為：好的詩歌，能夠體現(xiàn)詩人的境界，因此，讀懂了好的詩歌，你就可以和詩人達到同一境界，這就是讀詩的意義所在。

　　心通萬物，心讓人能夠感受和了解世界。天人感應(yīng)，整個世界被認為是一個感應(yīng)系統(tǒng)，感情共通系統(tǒng)。自然萬物都是有情的，世界是一個有情世界，天地是一個有情天地。王夫之在《詩廣傳》中稱：“君子之心，有與天地同情者，有與禽魚鳥木同情者，有與女子小人同情者……悉得其情，而皆有以裁用之，大以體天地之化，微以備禽魚草木之幾?！?/p>

　　宋代理學(xué)家張載提出“民胞物與”的觀點，將他人及萬物皆視為同胞。中國古典詩人因此把山水、自然、萬物也當成朋友兄弟，王維詩云“流水如有意，暮禽相與還”；李白感嘆“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李清照稱“水光山色與人親”。

　　在詩歌心學(xué)的觀點看來，到達相當?shù)木辰缰?，所謂主體性，不僅包括個人性，也包括人民性，甚至還有天下性。在中國詩歌史上，這樣的例子舉不勝舉。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唐代大詩人杜甫。

　　杜甫早年的“主體性”是非常突出的，他有詩之天賦，是天才般的神童，七歲就有過“七齡思即壯，開口詠鳳凰”這樣讓人驚嘆的表現(xiàn)。年輕的時候，杜甫意氣風(fēng)發(fā)，有過“致君堯舜上，再使風(fēng)俗淳”的理想，也曾經(jīng)充滿自信地喊出“會當凌絕頂，一覽眾山小”，對世界慷慨激昂地宣稱“濟時敢愛死，寂寞壯心驚”“欲傾東海洗乾坤”。杜甫不少詩歌中都顯現(xiàn)出其意志力之強悍，比如：“驍騰有如此，萬里可橫行”，“何當擊凡鳥，毛雪灑平蕪”，“安得鞭雷公，滂沱洗吳越”，“爾曹身與名俱滅，不廢江河萬古流”，“來如雷霆收震怒，罷如江海凝清光”，“殺人紅塵里，殺人在斯須”，何其生猛！即使寫景也有“一川何綺麗，盡日窮壯觀”，“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滾滾來，”“星垂平野闊，月涌大江流”，何其壯麗！杜甫自己若無這樣的意志和激情，不可能寫出這樣決絕強勁的詩句。

　　惜乎時運不濟，杜甫的一生艱難坎坷，他長年顛沛流離，常有走投無路之嘆，但也因此得以接觸底層，與普通百姓朝夕相處，對人民疾苦感同身受，使個人之悲苦上升到家國天下的哀憫關(guān)懷，寫下《哀江頭》《哀王孫》《悲陳陶》《悲青坂》《春望》《新安吏》《潼關(guān)吏》《石壕吏》《新婚別》《垂老別》《無家別》等一系列著名詩篇，他以一己之心，懷抱天下蒼生之痛苦艱辛悲哀，成為一個千古偉大詩人。杜甫的“人民性”，幾乎是公認，不論出于何種立場和思想，都認可這一點。由上分析，杜甫“人民性”是逐步形成的。

　　所以，詩人作為最敏感的群類，其主體性的走向是有多種可能性的，既有可能走向極端個人主義，充滿精英的傲慢，也有可能逐漸視野開闊，豐富博大，走向“人民性”，以人民為中心，成為一個“人民詩人”，杜甫就是典范。

　　(《羊城晚報》 2023年02月12日 版次：A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