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戶華為（光明日報理論部高級編輯）

　　宋人邵雍有詩云：“洛陽自為都，二千有余年。舉步圖籍中，開目今古間?！甭尻枤v史悠久，文化底蘊深厚，層累積淀了厚重燦爛的文化傳統(tǒng)，諸如天下之中、河圖洛書、會社遺緒、伊洛淵源，等等。對于區(qū)域社會發(fā)展而言，文化傳統(tǒng)既是形塑地方文化特點、影響該區(qū)域民眾尤其是士人行為的重要因素，也是可資發(fā)掘利用、增進區(qū)域認同的重要資源，某種意義上，古與今互為因果、彼此轉換的互動一刻也不曾停歇。盡管歷經了從中心到邊緣的變遷，但有明一代，洛陽的昔日輝煌與厚重傳統(tǒng)仍不斷為當?shù)厥咳怂Q頌和追慕，并被作為建構地方文化的話語與資源。無論耆老之會對唐宋“九老品題”的仿效、陽明講會調和二程洛學與王學及建構伊洛學統(tǒng)的努力，還是對地方先賢和文化符號的崇祀與發(fā)掘，都能使人感受到傳統(tǒng)的無處不在，以及其對當?shù)厥咳诵袨榉绞?、儒學嬗變與地方文化發(fā)展的深刻影響。

　　　“九老品題”與耆老之會

　　“洛陽山川秀美，人物高華，古來名流率博雅會”（《中州雜俎》卷14），長期作為政治文化中心使其成為士大夫匯集之地，形成了文人交游宴集的悠久傳統(tǒng)。特別是唐代白居易等人的“九老會”，對后世洛陽士人產生了深遠影響，“九老品題”亦成為古代文壇經久不衰的主題：“昔白樂天在洛，與高年者八人游，時人慕之，為《九老圖》傳于世。宋興，洛中諸公繼而為之者凡再矣?！?司馬光：《洛陽耆英會序》)北宋盡管定都開封，但“洛實別都，乃士人之區(qū)藪”,“賢而有文者，肩隨踵接”。歐陽修、張堯夫、王幾道等組成“洛中七友”，效仿前賢，悠游唱和。文彥博留守西京時，“悉聚洛中士大夫賢而老自逸者，于韓公第置酒相樂，凡十二人”，時稱“洛陽耆英會”（沈括：《夢溪筆談》卷9）。這些“都人隨觀”“洛中夸以為勝”的盛事接續(xù)“九老會”遺緒，在繼承傳統(tǒng)的同時加以倡導弘揚，使之更加顯著地積淀于區(qū)域文化理路之中。

　　宋元以降，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和政治中心的轉移，洛陽的中心地位不再，加之金元時期，中原戰(zhàn)火頻仍，舊時繁華破壞幾盡。經歷元末戰(zhàn)亂和災荒雙重打擊的明初中原一片殘破景象，“數(shù)千里沃壤之上，自兵燹以來，盡化為蓁莽之墟”（宋端儀：《立齋閑錄》卷1）。經過較長時間的休養(yǎng)生息，明中期的洛陽經濟社會逐步恢復，水利工程、橋梁道路、書院祠廟等的大舉修建反映了這一趨勢。與此同時，洛陽科舉中舉人數(shù)大增，并出現(xiàn)了一批文化影響較大的名儒和身居要職的官員，恰如嘉慶《孟津縣志》所說：“文獻之茂媺，甲第之蟬聯(lián)，碩彥耆英，苕樹穎列，則自有明之季暨于國朝之初，稱極盛焉?！闭撬麄兘M織耆老會，創(chuàng)立書院，立會講學，重修先賢祠廟，自覺發(fā)掘洛陽悠久的文化傳統(tǒng)，建構地方文化。

　　據(jù)李玉栓先生統(tǒng)計，明代社事地點可考的“文人結社”有645家，其中河南府（洛陽）以18家位列第十，作為北方唯一非政治中心地區(qū)與經濟發(fā)達、人文薈萃的江南各府一道躋身其中；而楊曉塘、扈耕田、戴霖等學者考證的數(shù)量則更多。《中州雜俎》“洛陽古會”條，列舉了洛陽歷代著名耆老之會，其中晉至宋有金谷會、香山會、春明會、耆英會、同甲會、真率會6個，明朝則有八耆會、澹逸會、同年會、敦誼會、惇誼會、初服會、崇雅會等7個，而那些影響較小未列其中的遠超此數(shù)。

　　從形式和宗旨來看，洛陽的會社與其他地區(qū)盛行的會社活動有諸多相似之處，也是明代文人生活方式和時代風氣使然。而仔細梳理各種會序、會約、往來書札等資料不難看出，洛陽士人結社或者記述相關活動時很少提及其他地區(qū)的會社，所受影響基本來自區(qū)域傳統(tǒng)，傾注其中的是濃厚的對于本地先賢的崇仰和傳承地方文化傳統(tǒng)的自覺：“洛中有社舊矣。唐會昌中，白樂天九人社之香山禪林，謂之香山九老會。宋元豐間，文潞公會其同志十二人于妙覺僧舍，謂之耆英會，又謂之真率會。二社皆兩朝偉人，輯之史書，圖之繪事，侈為美談，數(shù)百載間猶一日也”（劉贄：《初服會序》）。

　　無論會名、結會形式還是具體內容，洛陽耆老之會對前人的效仿和對地方文化傳統(tǒng)的接續(xù)顯而易見。如詹棟、孫應奎、王邦瑞等結八耆會，為表示接續(xù)傳統(tǒng)，又名續(xù)真率會、后耆英會。繪圖作記，“亦用元豐故事”，其追慕前賢之情溢于言表：“耆英會何以義起也，何以后名？前有作者，今仿其義也，……迄今垂五百年，洛中猶傳之以為美談，固吾洛人之所崇仰而歆慕者也。……因仰前修，竊取其義，亦置酒尚齒，相約為會。雖勛業(yè)位望不足以擬前代諸賢，顧所以為會之義則一也?！保ā逗幽细尽肪?5）

　　事實上，這一時期效仿前賢結耆老之會，詩酒唱和、相互砥礪在洛陽蔚為風氣，不僅名臣宿儒好之效之，即便分封于此的藩王及一般士紳，也紛紛附庸風雅，以預流為榮。晚明相對安定富足的社會局面和士人階層的壯大是洛陽耆老之會再次興盛的基礎，而前人留下的會社傳統(tǒng)與流風遺韻則是他們互相號召的資源和動力?！熬爬掀奉}”“元豐故事”作為地方話語和文化傳統(tǒng)深深熔鑄于洛陽文化脈絡之中，不僅帶有凸顯文化優(yōu)勢、增進區(qū)域認同的功能，也成為士紳建構日常生活意義的重要資源，相關活動時時處處流露出對前代先賢的傾慕和刻意仿效，帶有一種強烈的接續(xù)弘揚地方文人傳統(tǒng)的意味。

　　理學之宗與陽明講會

　　陽明心學的傳播極大改變了明代文化格局，“流風所被，傾動朝野，于是縉紳之士，遺佚之老，聯(lián)講會，立書院，相望于遠近”。與這種時代風氣相適應，明中葉洛陽接受心學的士人越來越多，并出現(xiàn)了尤時熙、孟化鯉、呂維祺、王以悟、張信民等大儒，他們將陽明學與河洛理學傳統(tǒng)加以調和，興辦講會、聚徒講學，使得洛陽成為心學在北方傳播的中心之一。

　　洛陽陽明講會自尤時熙始，“隆慶庚午，洛中諸君子遵先生（尤時熙）約作會城南?！彼牡茏用匣庪S后在新安立會講學，“薦紳韋帶之士，鼓舞踴躍于其中”（《孟云浦先生集》卷3）。其后，呂維祺、王以悟、張信民等各興講會，蔚成風氣?！埃▍尉S祺）講學洛陽，建明德堂，群洛人士為明德會。”天啟年間，呂維祺與張信民等設立芝泉書院，結會講學，“百余人來學，布衣儒童咸與焉”。崇禎年間，呂維祺賦閑居洛，“與門下士講求身心之學”，結伊洛會，又名伊洛社、伊洛大社（《明德先生文集》卷24）。

　　洛陽王學講會既深受陽明心學影響，同時也體現(xiàn)出明顯的區(qū)域特征。正如楊念群先生所指出，儒學往往是在地區(qū)具體歷史境況的格局下發(fā)揮其作用的，故帶有地區(qū)性的指向。這種指向不僅形成了不同地區(qū)的儒者對儒學理解的差異性，同時也往往決定了某一地區(qū)的儒者對政治的不同理解和由此采取不同的行動策略。洛陽理學傳統(tǒng)深厚，“河洛為理學之宗，二程、呂、邵撰述炳焉尚已，厥后淵源所接，代不乏人”。程顥、程頤創(chuàng)立“伊洛之學”，形成宋以來的理學淵源和從二程、邵雍傳至曹端、尤時熙等的學統(tǒng)，造就了洛陽在理學發(fā)展史上的獨特地位，“則斯地乃得與洙泗并稱為道學淵源之所，蓋謂西鄒魯也”（《河南省通志》卷43）。正因如此，洛陽陽明學者講求心性而不廢二程傳統(tǒng)，既尊崇陽明又伴隨著本地先儒的崇祀。如孟化鯉創(chuàng)川上書院，“嘗于讀禮之余，建兩賢祠，同志即祠后建宗賢樓，以為昕夕講學之地”（《遲悔齋文鈔》卷2）。曹端與尤時熙都是洛陽人，前者倡明程朱理學，被譽為“明初理學之冠”；后者則宗陽明學，“河南為姚江之學者，自尤時熙始”。同時崇祀兩位本地先儒，既是對地方學術傳統(tǒng)的接續(xù)，也表明其調和洛學和心學之旨。

　　會名和活動內容都充分顯示，呂維祺等立會講學包含著褒美鄉(xiāng)賢、弘揚地方學統(tǒng)的努力：“慮伊洛久湮，圣學不明，以姚賡唐、楊英等來學五十余人作伊洛社，講學于程明道書院。”（《明德先生年譜》卷4）與其師孟化鯉尊崇兩賢相似，伊洛社的必要儀式是祭拜伊洛理學先儒，并號召諸生由地方先賢做起，悟道躬行：“我伊洛程明道、程伊川、邵堯夫、司馬君實、曹月川、尤西川、孟云浦諸先生非我輩人乎？不敢學孔子，亦不敢學諸先生耶？……故吾曹立志要學孔子，要從諸先生做起?！保ā睹鞯孪壬募肪?）顯然，這種崇祀儀軌不僅是為了樹立榜樣和典范，對于二程、曹端、尤時熙等學脈傳承的強調也帶有增進地方文化認同和接續(xù)地方學統(tǒng)的深意。

　　在學術追求和行事風格上，尤時熙“病學者憑虛見而忽躬行……故其論議切于日用，不為空虛隱怪之談”（《明史》卷283）。孟化鯉也一反王學末流狂狷空疏之風，主張在互相參證、克制私念的同時躬行實踐，發(fā)揮講學“正風俗，美教化”之功能，“人謂新安有古人風，先生之教也”。呂維祺“獨揭躬行二字”，提出“實實躬行，實實向心上證悟，方為真學問”（《明德先生文集》卷11、卷21）。他強調“世自有世之講學，吾自有吾之講學，所謂天淵懸隔者也”（《明德先生年譜》卷1），主張既注重證悟心志，也要實實躬行，在修身養(yǎng)性的同時注重承擔挽救世運、移風易俗的社會責任。事實上，面對明末河洛戰(zhàn)亂頻仍、災荒連年的境況，呂維祺等士紳在立會講學、移風易俗的同時熱心地方事務，修橋補路、賑災救荒，極力維護社會秩序，并為地方利益吶喊奔走，“凡桑梓利害，調畫當事，如驛累議、救荒議、折漕議、鹽車議、書札盈廂，皆不避嫌恕，百姓陰受其福”（王鐸：《呂兵部尚書贈太傅忠節(jié)公墓志銘》）。

　　　伊洛淵源與地方文化建構

　　明代洛陽士人十分重視對于地方先賢先儒的崇祀以及書院、祠墓修建等，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地方文化建構。天啟三年，呂維祺建七賢書院，“祀伊洛七賢，為宋程明道、伊川、司馬溫公、邵堯夫、明曹月川端、尤西川時熙、孟云浦化鯉”，所謂七賢都是對洛陽乃至整個理學發(fā)展影響深遠的當?shù)孛澹彝暾w現(xiàn)了洛陽理學發(fā)展的脈絡?！敖褚谅鍨槎滔壬赖兀貢x如橫渠、文清諸先生以至月川、涇野，而吾新孟云浦先生得其宗，此孰非堯舜以來相傳之道、之中、之心，亦孰非孔子之道、之中、之心？”（《明德先生年譜》卷1）呂維祺還輯錄刊印七賢語錄并專函請名儒楊東明作序或祠記，“近為芝泉書院，……皆伊洛間人也。匯其語錄為一書刊之，尚未脫稿，希為一序，或為七先生祠記”（《明德先生文集》卷14）。

　　同時，呂維祺揭陳理學二先生謚議，提出河洛理學傳統(tǒng)悠久，真儒輩出，曹端、尤時熙、孟化鯉羽翼道統(tǒng)，有功圣學，應該按例從祀：“我中州真儒輩出，后先輝映，亦難殫述。……此三先生者，上衍洙泗之流，中傳伊洛之缽，古道清時，正學垂后，若出一轍。海內君子謂宜從祀廟庭，公論在人心久矣?！睆娬{尤、孟二人皆“卓然為伊洛嫡傳，月川后勁。論其學宜在從祀之列，稽其品寧勒尊名之典”（《明德先生文集》卷6）。此次為尤時熙和孟化鯉請謚，主要由其弟子和再傳弟子推動，并動用王鐸等在京洛陽籍官員等各種師友關系以期襄成盛舉。

　　崇禎年間，在呂維祺、王鐸等河洛士人之間又醞釀為伊洛名賢請謚。在《請謚伊洛名賢公議》中，呂維祺大力褒獎他們的功績：“矧河洛為天地之中，而人文鐘嵩河之粹。自程、邵而后如曹月川、劉文靖諸君子，理學節(jié)義事功，代不乏人?！阋哉猛褋?，而河洛人文不至湮沒，三代之直道愈彰于今日”。這次請謚的伊洛名賢包括孟化鯉、尤時熙、孫應奎、王以悟等十人。祭祀本身就凸顯著地方認同情感和不同區(qū)域的競爭，正如晚清湘人不斷強化對王船山的崇祀儀軌，即是以“時賢”之思迭現(xiàn)“古鄉(xiāng)賢”之魂的嘗試。在明清理學地位日隆的語境中，對于地方賢儒的褒獎和崇祀往往寄托著抬升地方名望和構建區(qū)域儒學傳承系統(tǒng)的深意。洛陽士人的上述活動同樣是作為區(qū)域社會建構自身文化和象征系統(tǒng)的一種話語，是他們有意識發(fā)掘傳統(tǒng)、崇祀先賢，建構地方文化的重要內容。

　　這一時期，對地方儒學傳統(tǒng)的追溯與對理學名儒和地方先賢的稱頌，在洛陽方志和各種文集中比比皆是。與期望通過崇祀本地先儒，努力建構伊洛學統(tǒng)相應，先賢先儒祠廟、書院、舊居等遺跡的恢復修建等活動也空前活躍。洛陽一帶有周公廟、宓妃廟、薄太后廟、強項令董宣祠、范仲淹祠墓、“兩程故里”、邵康節(jié)祠、伊洛淵源祠等眾多本地先賢祠廟及遺跡。從地方志和碑刻資料記載來看，從明中期開始，這些祠廟受到當?shù)厥咳撕凸賳T的格外眷顧，迎來興建或者重修的高峰。如弘治中，河南府知府陳宣“留心學校，加意民瘼，創(chuàng)建伊洛淵源祠及觀德亭。”嘉靖六年河南府重修文廟，由鄉(xiāng)宦孫應奎作序。隆慶四年，“邑紳劉贄、劉紳購置伊藩廢宮崇善樓建奎星閣”?！皻v述古先賢哲啟迪后人者，不必他有慕也”。對于地方士人而言，這些活動并非僅僅出于對某位先賢的尊崇，還是重塑、接續(xù)本地文化傳統(tǒng)，凸顯區(qū)域文化優(yōu)勢的重要舉措。

　　明代洛陽士人對傳統(tǒng)的傳承與對伊洛理學的刻意弘揚以及對本區(qū)域象征系統(tǒng)的著意建構，無不體現(xiàn)出對區(qū)域文化傳統(tǒng)的珍視和鐘愛，也蘊涵著增強區(qū)域文化優(yōu)勢的意圖，是他們建構地方文化努力的重要表現(xiàn)。毫無疑問，以上種種舉動并不是偶然的，而與洛陽地區(qū)的文化發(fā)展和區(qū)域歷史變遷密切相關，既展現(xiàn)了地方社會的延續(xù)性，又揭示了傳統(tǒng)的變遷。對于他們而言，傳統(tǒng)既是一種鄉(xiāng)邦情感，是一種無處不在的影響，更是一種可資利用以建構地方文化并應對新的社會問題的資源，與此同時，這些接續(xù)與建構本身也將成為傳統(tǒng)。古與今、傳統(tǒng)與現(xiàn)實，在某種時空下的互動與轉化悄然又自然。

　　《光明日報》（ 2022年02月14日 14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