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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溫故而知新 敦厚以崇禮

      發(fā)布時間:2022-01-24 15:12:00來源: 光明網-《光明日報》

        作者:陳戍國 陳雄(分別系國家社科基金重大項目“中國古代禮學文獻整理與研究”首席專家、湖南大學教授,江西師范大學副教授)

        “禮”是華夏文明區(qū)別于其他文明的標志性概念,是在中國古代社會發(fā)揮重大作用的制度性規(guī)范,是中華民族精神形成的引導性因素。禮學,不僅是一門文獻之學,也是一門制度之學、哲思之學,更是一門需要文史哲諸學科交叉互動的學問。研究禮學,可以“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后嗣”,還可以修身心。而禮學研究的基礎,就是讀懂禮學文獻。

        國家社科基金設立的“中國古代禮學文獻整理與研究”項目,是一項大型的文獻整理與研究工程,其成果有二:一是對中國古代的禮學文獻進行系統的分類和整理;二是對中國古代禮學文獻進行哲學、文獻學及歷史學的研究。研究成果舉例介紹如下:

        在古代中國,“禮”無時不有、無處不在,無論是制度層面的朝章國典、思想層面的禮義闡發(fā)、民俗層面的冠昏喪祭,還是學術層面的經史注疏,皆有禮學文獻的大量傳世。然而,禮籍歷來難讀,就《儀禮》而言:韓昌黎“苦”之、四庫館臣“奧”之、黃季剛“?!敝?,此足見治禮之堅、禮學之難。那么,有沒有一個好方法呢?《禮記·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為我們提供了線索:

        古禮文獻是“故”,“溫故”就是整理文獻,整理的方法有很多、困難也不少,貴在能否“知新”,從而整理出適合新時代讀者查閱的文本?!俺缍Y”非崇古禮全體,乃崇尚禮之本?!肚Y》開篇云:“毋不敬”,誠哉是言!在整理古代禮學文獻的過程中,我們發(fā)現每一本禮籍都有一個相似的思想主線,那就是“敬”。而“敬”有外內兩個方面:于他人而言的“敬”是尊重他人的“謙和”行為,于己而言的“敬”就是誠意靜心的“敦厚”品性,這是我們從整理禮籍的“溫故”中所讀出來的。因此,“溫故知新”和“敦厚崇禮”可概括本課題的研究,同時也是讀懂古代禮學文獻的最佳方法。

        古禮文獻的典范之作當屬“三禮”——《儀禮》《周禮》《禮記》。整理“三禮”的過程,就是熟悉“三禮”產生、變遷與成熟的過程,既要準確完整地顯示“三禮”的本來面貌,又要讓讀者明白它們各自成為一門學問的真實含義和歷史,此即學以致用。

        以號稱難讀的《儀禮》為例,整理之法為:先定句讀,繼明禮例,探其語境而反復測度之。“定句讀”可用《儀禮鄭注句讀》,“明禮例”可用《禮經釋例》,“探語境而測度之”則綜合參考《儀禮注疏》《儀禮正義》《禮經校釋》《〈禮〉漢簡異文釋》等作出論證。按照此法精讀《儀禮》,豈有不懂之理?不止于此,經過我們實踐,此法還能啟迪新知,略舉四點如下:

        一是用語的準確,沒有夸張的成分,人物一舉手一投足,拱揖、停頓、泣哭、顰蹙之類,都在寫實;二是所記禮典內部的和諧,如士冠禮,從“筮賓”到“送賓歸俎”有十五個節(jié)目,“加冠”過程中又夾雜著“易服”,儀式的有序推進中處處彰顯著和洽;三是成書,我們認為沈鳳笙先生的考證是正確的,認為先有了禮典的實行才有了紀實書本的撰作,《儀禮》當是由孔子弟子、后學陸續(xù)撰作的,大致成書于魯悼公至共公之世;四是價值,我們不同意照搬照抄的復制,正如三代禮的損益,新時代的“禮”亦當是在因革舊禮的基礎上發(fā)展而來,《儀禮》最大的價值,就在于為“新禮”的制作提供“參考”。同理,整個三禮類文獻乃至整個經部禮學文獻亦是如此。

        傳世古禮文獻主要見于“經部”,經部之外大致還有政教法典類、史書中的“禮樂志”類、祭祀喪葬類以及通禮、禮論等類別的禮學文獻。

        以孔廟祭祀為例,此禮在全國各地已蔚然成風,然祭祀的方式方法五花八門,因此我們整理了《文廟祀典考》。是書體例完備,內容翔實,集文廟典章文物之大成,以期對今日之祭孔起到規(guī)正作用。當然不能止步于此,眾所周知,宋代祭孔頻繁,同時也創(chuàng)作了大量祝文,這些祭文大都出自如王安石、蘇軾、陸游、朱熹等具有重要影響力的士大夫之手。系統考察這些祭文,不僅有助于加強對孔廟祭祀及傳統禮制的了解,而且能夠深化對宋代政治、思想、文化、社會、教育等問題的認識,對文體史和文學史的拓展也具有重要意義,同時為今日祭文之撰寫提供參考。

        除了傳世的禮學文獻,出土考古材料中有相當大的部分與古禮有關。以簡牘為例,保存在上面的珍貴禮學資料大致包括:禮學經典的部分篇章(如武威漢簡《儀禮》等);闡釋禮制、禮義但久已失傳的古人作品(如上海博物館藏戰(zhàn)國楚簡《民之父母》等);還有人們日常禮俗的各種記錄(如謁、名刺、告地策、遣策等);可謂品類繁多,異彩紛呈。將這些禮學文獻加以歸納、整理和研究,不僅有助于了解當時的禮儀風俗,也對傳世禮學文獻起到補充、修正之作用,更為專門從事禮學研究的學者利用出土文獻提供了極大便利。

        總之,我們的研究只是剛剛開始,“溫故知新”的工作“任重而道遠”,以“禮”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后已,不亦遠乎?

        《光明日報》( 2022年01月24日 15版)

      (責編: 常邦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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